课外阅读之张爱玲为什么要离开上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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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的《秧歌》，几乎有惊悚片的效果。

比如这一段：

撤退的命令来到的时候，是在后半夜。大家顿时忙碌起来，乱成一团。兵士们借用的农民的物件，都得要拿去还人家，因为他们的口号是“不取民间一针一线。”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，喊着：“大娘!大娘!”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，战战兢兢来开门。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，或是一只破铁锅，锅底一只大洞。他向她道谢，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。“我们现在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大娘!”他安慰地说：“我们要回来的。”

寂沉沉的后半夜，全村忽然被“砰砰”震醒，兵士们来告别，来道谢了，他们提着用了六个月的，椅子折了腿，锅底一个大洞的一堆破物件，清零哐啷、不由分说地敲开了门，戳进了屋子里。大娘的衣襟上还有两粒扣子没有扣上，她家的小媳妇在后房内抖衣而颤。老头子不知出了啥事，正寻思着先把什么藏起来，壮汉子以为抓壮丁的又来了，已经摸索着逃到后院门口了……

如果是一出戏，这一幕没什么稀奇的，但起因是“不拿民间一针一线”，标题是：新四军战略转移。就这两点背景，怵目惊心。

对于我们这样从小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来说，八项主义三大纪律，多么神圣而不可侵犯。张爱玲这样写，就是惊悚片的味道了。

无论是新四军还是抗战时期的国军，乃至1950年的农会干部，同样是农村，同样的一家人，同样是一头猪。在张爱玲眼里，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。

1950年，农会通过一项决议：在新年里，全村都要给新四军的军属拜年，送年礼。每家摊派半只猪，四十斤年糕。家里没有养猪的，就折合现钱，此外还有买爆竹的钱，每家都要出一份。

为了缴年礼，劳动模范金根和王同志大吵了起来，月香从床背后黑暗的角落里拿出了自己剩下的最后一点钱。她内心的挣扎使她的脸上涨得绯红，但是她向王同志一步步走过去的时候，始终带着微笑。“王同志，我这儿有一点钱，是他不知道的，请你带了去给我们买爆竹，买半只猪。他不晓得我有这钱，我也只剩下这一点了。”

谭老大把猪赶到门外的广场上。“别在外头杀，”谭大娘出来叨叨着。“还是在自己院子里好，外头人多口杂，万一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，就快过年了，也要图个吉利。”“不相干，又不是杀了自己吃。”谭老大无精打采地说。

他从猪圈里走出来，走到那稀薄的黄色阳光里，他觉得非常震动而又疲乏，就像痛哭过一场，或是生过一场大病似的。“以后再也不养猪了，哪个再养猪，是婊子养的。”

抗战时期：那时候汪精卫的和平军驻扎在关帝庙里，士兵常常到村子里来。

老头子喘息着赶了出来，“快来帮我把猪藏起来。”“床上，”谭大娘喘着气说。“搁在床上，盖上被窝。”母猪咕噜着，表示抗议。他们给它盖上一条旧棉被，大红布面，上面有星形的小白花。老妇人把被窝牵上来，蒙上它的头，四面塞得严严的。她设想得很周到，还从床底下捞出一双鞋来，比得齐齐整整地放在床前。

兵已经进来了，脚步声咚咚响着，几只惊慌的母鸡被他们追逐着，跑在前面做了先锋。

谭大娘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，她看见那中年士兵向床前走去，“嘿，麻子，我们有花姑娘在这儿!”那麻子三脚两步跑到床前，把被窝一掀。最初有一刹那的沉默，大家都不相信。然后他们轰然笑了起来，纷纷咒骂着。

那麻子不死心，不找到那个女人不肯走。他们在房子里里外外一路搜查过来，他们看见靠墙堆着一个稻草堆。那中年士兵把他的刺刀插到稻草里面去，连戳了几下。他仿佛听见一丝微弱的呻吟声。

“出来，出来。”那中年士兵叫喊着。

老夫妇俩沉默着站在旁边眼睁睁望着，他们的儿子金有，从稻草堆上跳了下来。

把谭家的猪和儿子带走了之后的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这一个分队就开拔了。

忽然有点明白，张爱玲为什么那么决绝。1952年她决定去香港，临走时，她对她姑姑讲，“你就当我死了吧。”从前，只觉得张太薄情，毕竟姑姑给予过她不少人世的温暖。但了解到建国初期那两三年里，张的心路历程，以及这两本书中谈及的农村现况与某些所作所为。就能理解，她为什么要急着离开上海，而且是永别。

1950年7月24日，张爱玲应邀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。她还是习惯穿着旗袍，外面套了件白色的网眼薄衫。那个时候的她，在名人辈出的上海文艺界，影响力不大，她无声无息地坐在后排，一坐下来，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她一眼望过去，满场短发、中山装、齐刷刷地灰蓝一片。她顿时感到，时代变了，人人变了，唯独她自己格格不入。

张爱玲其实不会纠结于穿什么衣服，什么发型，但连衣服的款式、颜色都被规定好了，一点自由都没有，这是张爱玲不能接受的，也无法妥协的。张爱玲没有虚名浮利的欲望，也没有奴颜屈膝的娼性，她引以为傲的是她犀利而美感的笔，既能谋生亦能谋爱，足以。她很清楚，她既不能理解更无法融入这片灰蓝中。

至于坊间传言的她去香港是为了追随胡兰成，再续乱世情缘，更是天真而可爱的想法。

那个时候的胡兰成，早在香港和佘爱珍双宿双飞三年了。佘爱珍是上海著名的76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的前妻。据说撤离时带了一箱金刚钻。1952年俩人正准备前往日本避风。这是巧合。张爱玲连一件衣服的改制都受不了，会去追随胡兰成做妾?而她后来从香港到日本，主要是因为炎樱在日本。张爱玲视她为唯一的知己，她特别希望能在日本得到她的帮助。但那时候，炎樱估计也是千头万绪，非常时期各人都在各自找出路。因此，炎樱对张爱玲只是礼节性地接待了几次。张爱玲因此相当失望，后来逐渐不再联系，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此吧。

其实，早在解放之前张爱玲就已经预感到这样热辣的气息，也曾经心怀期待。她在《十八春》的末尾加上了一个红色的休止符，那里面的翠芝也从一个娇生惯养的闲太太改了装，穿上列宁装，剪了短发。曼桢和世钧也找到了新的生活动力和情感寄托。1950之后，当时的报刊杂志各种宣传，所有突然间高涨起来的热情和空想，文代会以及中国农村的现况，各种正面宣传下的闪烁其词和虚伪苍白，也一样淋淋漓漓叫她清醒和思考。她也不是没有花招的，去港大复读完成学业的借口就是她诀别上海的方式。

她的精明和远见似乎得益于冥冥中显赫一时的家世渊源。那种洞察力和不带任何希望的悲观，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常女子所有的。她的曾外祖父是李鸿章，她的爷爷是清末一代大儒张佩纶。说到底，她终究是是满清贵族后裔，血脉里流淌的虽是汉人的血，却挥不去末世的阴冷。她也有血性的，但她的血性冰冷刺骨，是两百多年的阴鸷，一个突然间的高烧是别想软化她的。

让张爱玲用文字来终结一个旧时代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但要让她来开启一个新时代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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